“降格争议”涉及的主要问题
司布真勇敢地遵从了那“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的命令,尽管他恨恶为争论而争论,然而他把抵制在福音派(特别是在浸信会联盟)中人所能见,从保守的基督教真理中后退的倾向视为己任。
司布真审视在抗罗宗教会内部日渐升起的高等批判运动,他很不情愿,不得不开口捍卫真道。在这场争论中事情是怎样发展的,有哪些主要问题?十九世纪科学,哲学,语言和历史都录得许多的进步,可以说另外一次的文艺复兴正在形成,许多人开口表达对事物准确和进步的新的关切。
然而在这场前进的努力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基督教教条开始受到公开的质疑,甚至被人否认;古来的来源被批判性地加以审查,传统上为人接受的东西落在人的查验之下。在福音派内部存在着一种看法,就是如果其他领域可以取得进步,那么为什么教会内部不可以进步?我们的属灵认识为什么要保持静止不动?
那些举起所谓进步旗帜的人愿意对圣经内容采取一种不那么严格,更少批判性的态度,在司布真身为成员的浸信会联盟里,有几位领袖人物存在着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他们改变强调坚持点,离开那古旧的福音。
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这时候,在达尔文所著《物种起源》一书中所宣扬的进化论在各个方面都开始受人注意。另外,大不列颠正看到德国高等批判运动的入侵,它怀疑圣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许多传道人被带领走上歪路,进到无知的辩论和空谈的里面,而这一切都是在进步的名义下进行的。
尽管许多教义,比如永远的惩罚,基督的神性等受到了质疑,但超越其他一切的主要问题是圣经是否为神默示,是否可靠。圣经作为不死的神无误的话语,作为信心和行为唯一的准则正受到攻击。这场争论的名字来自这个事实,就是那真正的圣经神学,由圣经塑造,蕴藏在圣经中的抗罗宗信仰,正处在“降格”之中。
主要的争战方
作为一个热爱神和他的真理的人,司布真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当他察觉到这样的光景时,他被迫要采取公开的行动。他开始给浸信会联盟写信,要求联盟采纳一种福音派的信仰宣言。到那时为止,加入联盟的唯一条件就是人要相信成年人全身浸入受洗。司布真意识到,面对向福音发起的进攻,这个要求是何等不足。
因着联盟对那些削弱圣经真理的人不采取纪律措施的缘故,他的请求就越显得重要。纳塔尔主教科连索于1862年在南非因着攻击摩西五经的真实性而被革职。然而当他回到英格兰的时候,人们却没有坚持说他被革职是正当的。司布真写道:“神的话语在这个世代是一件小事;一些人甚至不相信它是受到默示的;那些宣称敬畏它的人树立起其他的书籍,作为对它的一种对抗。嗨,现在有地位极高的教会显贵写文章反对圣经,然而却能找到主教为他们辩护。”
新派神学有许多的支持者。它在公理会里头占了主要地位。戴尔(R.W. Dale)公开宣告反对罪人永远受惩罚的教义。他选择了永灭论。更加伤害的是他采纳了一种立场,就是在教义上接受基督的神性,这对得救的信心来说并不是必要条件。他宣称,如果我们摒弃圣经无误这古旧的信念,基督对于我们也没有迷失。戴尔是如此厚颜无耻,以致他对一群牧师宣告:“我们之间现在没有权威加以阻隔 – 在你和我服事的会众,和那正是神的真理的他之间没有权威置身其中。”
侯顿(R.F. Horton)和 麦肯南(Alexander MacKennal) 是 戴尔的支持者。他们很狡猾地把教条说成是一种终极的声明,教义则是某种不断进步的事情,就这样把两者分开。他们宣称我们应当保留教义(因为它是受人影响的),而拒绝教条。侯顿以“进步”的名义拒绝的其中一条教条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司布真不能接受这一切。如果圣经降服在那仅仅是人的随意思想之下,那么信仰就变得极为危险地充满主观性。他写道:“现在这变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些坚守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人在和那些离开,接受了别的福音的人来往要到哪个地步。基督徒相爱是有根据的,分争是严重的罪,应当避免。但是我们和那些离开真理的人结盟有多大的正当理由呢?”对司布真来说情况到了危急的地步:真理受到攻击,照他的判断对方已经是偏向“别的福音”了。
在尽最大努力警告和呼吁那些浸信会联盟内部在位的人,特别是它的秘书布斯(S.H. Booth)之后,司布真于1887年10月28日退出了该联盟。他的理由是联盟宁愿要宗派的和睦而不尽对付谬误的责任,因着对罪的容忍,这使得基督徒的退出成为无可避免的事。
他的立场不可动摇。在《军刀与镘刀》杂志上他对此事讲得十分清楚:“相信基督赎罪祭的信徒现在与那些轻慢这点的人公开结盟;相信圣经的信徒与那些否认完全默示的人结盟;那些持守福音教义的人与那些称人的堕落是一个故事,否认圣灵的位格,称因信称义是不道德的,坚持死后还有另外一个机会的人公开结盟。… …我们庄严地确信,我们不应该假装有相交。与显露出来,重大的错误相交就是在罪中有份。”
后来他写道:“我希望全体基督教界明白,我向联盟全部的要求就是它要建立在圣经的基础上。”
从这场争议中学到的功课
争议本身从来就不是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就好像所有其他争战一样,神呼召教会战斗,“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林前11:19)。每一位信徒应当牢记在心最大的教训就是要预备站在破口之中,不为敌人的猛烈进攻所吓倒。尽管世人都要跌倒,但基督徒要宣告和捍卫真道。司布真因为涉及到这场争议当中而健康恶化,然而他不愿沉默不语。“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林后 4:13)。我们越蒙恩赐,对我们在前线进入阵地的呼召就越急迫。司布真看到这点,他忠心地服从。
尽管相对而言很少人站在司布真一边,然而他没有被吓倒。真理一定要被证明为正确,现在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位真理捍卫者的正确。我们这些今天的基督徒感激他面对邪恶浪潮的勇敢。那么我们岂不也是蒙了呼召去同样行,与敌人争战,放弃舒适和受人尊敬吗?
在这场争战最激烈的时候,司布真所讲的话值得我们思考。“不管是浸信派教会,或者圣公会,或者长老宗教会,只要错误偏离了基督的道路,它对我们任何人来说就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所关心的是基督,以及基督的真理,我们要越过人所造的一切障碍,加以跟随。”司布真伟大之处在于他看到,即使他自己要与他自己的宗派脱离关系,只要真理这样要求,他就会这样做。许多时候我们看到自己在捍卫我们自己的宗派,丑陋的,所有的我们都捍卫,而不停下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宗派可能根本就是错了。
还有,司布真不愿意“把维护真理降服在维护宗派的兴旺和合一之下”。真理比合一更重要,因为真正合乎圣经的合一(那得神欢喜的合一)总是围绕在他的真理周围的。合一不是一群人同在一个屋檐下;它是一群人坚持,任信同一个真理。当基督徒相信,顺服同一神的话语时,合一就显明出来了。这是和我们今天相关的功课!
司布真高举旌旗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满足于维持现状。如果他们正巧在浸信会联盟内,尽管他们看到了里面的罪恶,他们是不会退出的。那使大部分的人留在司布真正确离开的联盟内的原因是,他那个时候大多数的浸信会信徒认为他们的教会有一个全国性的机构,这对他们的好处来说至关重要。差传和许多其他的活动是通过联盟的渠道进行的,一家浸信派教会脱离联盟还怎能生存?这个问题是在许多人的脑海里的,但司布真坚信向神忠心(尽管这实际意味着不再如此受人欢迎,也许“成功”的机率低了)比“生存”更重要。
成为一个会带来安全和受人承认的大机构的会员,这并不能保证我们可以维持一种与众不同的基督徒品格。要“做大”,一家机构就不得不预备把那些构成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内容减少到最低点,还要采取一种“爱”,使人不愿意去质疑任何宗派在神面前的立场是否纯正。司布真准备好(尽管他是抱着最好的愿望)挺身而出,被数算(全部人里唯一的一个),而不愿意迷失在一大群的不信当中。
司布真他自己给了我们选择,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认真思想以后可以加以学习。他写道:“对基督徒来说,和不传讲基督的福音的牧师联系在一起,结盟,这就是招致定罪。”
“一个不管它的成员教会是否属于共同信仰的联盟是没有尽到任何圣经所讲的功用。”
“维护宗派的组织机构,而它却无力对异端实行纪律,这样的做法不能以维护‘基督教的合一’为理由而得到认可。”
“破坏教会合一的是谬误,留在一个纵容谬误的宗派联盟里就是支持分裂。”
当司布真退出浸信会联盟,从方方面面看他都是行了一件分裂的事。但事实上那些留在联盟内的人,不为他们的不信悔改的人,是在分裂上有罪。司布真的其中一篇题为《分开而非分裂》的文章中阐明了今天很多人都没有看到的这一点:“与对基要错误的放任纵容,或者不把‘生命的粮’给正在灭亡的灵魂的做法分开,这不是分裂,而只是真理,良心和神对所有要被神视为忠心的人的要求。”
“降格争论”也给我们教训,要小心实用注意。慕雷(Iain Murray)解释说,“降格争论”是“表明了许多牧师以更宽容的政策会获得更大的好处为理由,为他们不采取坚定的行动辩护。这是那些同情司布真的关切,但对他的退出表示遗憾的人的态度,他们把这件事情和假如他留在联盟内部可能施加的影响力作对比衡量。”(《被遗忘的司布真》第160页)但司布真驳斥他们在道德上的懒惰,他问道:“你我和以牺牲真理为代价,来维持我们的影响力和地位有何相干?为了得到可能最大的好处而去犯一些小小的错误,这从来就是不对的….你的责任就是做正确的事情:结果是在神的手中”(《被遗忘的司布真》第161页)。这是何等正确….然而我们是多么容易落在这个试探中啊!
事后看,衡量这场争议的发展,我们意识到司布真是何等如英雄般勇敢,他是何等接受从上头而来的智慧的引导,而不是被世界的哲学所左右。我们是多么需要留心他的建议:“如果犯一件罪可能使我的用处增长十倍,我没有权利去这样做;如果一件义行可能看上去要摧毁我所有表面上的用处,我仍要这样做。尽管天塌下来,你我要做正确的事,无论后果如何,都要听从基督的命令” (《被遗忘的司布真》第162页)。像司布真一样,我们一定要避免那使神受辱的耶稣会一般的狡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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