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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云波:文革以后的三自革新会

边云波 微时代改革宗教会

文革以后的三自革新会

边云波《残念忆史》

原来,他不是牧师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三自革新会”(以下简称三自会)停止了活动。似乎从他们的角度看起来,三自会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没有必要再活动了,但是在文革期间,却也暴露出一点三自会的真面目来。有一位李储文牧师,是上海三自会的领导人之一。文化大革命当中,红卫兵小将把李储文牧师揪出来,加以批判、斗争,把他打得很厉害。后来他实在忍不住了,就向这些红卫兵提出一个请求,要他们去国务院问问他到底是什么身份。红卫兵去了有关单位一打听,果然,他不是牧师,而是被派到基督教里面从事政治工作的。文革以后,这位李储文牧师不能再做牧师了,据说他先在上海政府部门工作,后来被派到香港的新华社做副社长。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新华社就相当于代表中国政府驻香港的办事处。从这里就可以说明三自会的实质。

◆ 我对文革后三自会演变的回忆

文化大革命期间,三自会完全停止了活动;1970年代初中国的家庭教会复兴了,1976年后三自会又开始恢复活动,并且要求信徒到三自会的礼拜堂去聚会。实际上他们的基本目的就是让信徒不要在家庭教会中聚会,不仅如此,他们还禁止家庭教会的聚会。

1980年2月25日三自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在这个扩大会议当中,他们:

——肯定三自会的伟大功绩。(这一“肯定”实在让人痛心!)

——决定限量重印圣经,但是数量有限。

——印刷少量的赞美诗歌。

——出版少量的参考书籍。

——恢复三自会的刊物“天风”。

——三自会的神学院开始复课。(可能觉得如果没有三自会的神学院,将来三自礼拜堂里面的讲道人该从哪里培植呢,也许三自会的神学院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1980年10月成立“中国基督教协会”,实际上就是三自会的另一名字,就是一套人马两个名称。因为中国基督教协会的领导人几乎都是由三自会的领导人兼任的。

这时多数家庭教会信徒都已认清了三自会的实质,再也不肯加入到三自会中去了。信的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很难共处。然而,1980年代大量的慕道者涌进三自会的礼拜堂。因为家庭教会既被禁止,当然是不公开的,所以有些人想要找教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学生想要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例如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很想去了解一下圣诞的庆祝活动情况),他们就只有去到属于三自会的公开的礼拜堂。这些慕道友,本来就不明白真理,更无法分辨真信主的人和假信派有什么区别,这也就造成了一个现象,就是表面看来三自礼拜堂的人数也不少。

后来三自会可能是为了信徒不致流失(转入家庭教会),便请老年传道人传讲纯正道理。我认识一些被三自会请去传道的传道人,他们基于各种原因,答应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这些原因是:

第一,委曲求全。家庭聚会既被禁止,就委曲求全地到三自会的礼拜堂里去讲道。有一个弟兄比我年长一些,他是不得已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的。有一段时间他对我很关心地说:“你要是不参加三自会,不传讲福音,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既不参加三自会,又要传福音,特别是在家庭教会中你还要讲道,这是相当危险的。”我当时很感谢这个老大哥的提醒和他对我的关爱。但我在神面前觉得我应当坚持,三自会我没有办法参加,但是福音我也不能不传。

第二,为了在讲台上传讲纯正的道。有些信仰纯正的人,或许觉得如果自己不去三自会的礼拜堂讲道,那讲台上就全是假信派的人传讲不合主教导的话。那样还不如他们去讲纯正的道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去是和假信的人争讲台的。

第三,便于传道。还有一些人愿意到三自会里面去,不是为了争讲台的工作,而是为了有三自会的招牌,便于外出传福音。当时在天津,有十几位和我年龄相近的人,他们每个月开会一次,每次开会,祷告完了以后,就讨论这个月有哪些外地的福音点应该去传福音,随后每个人分配到一个福音点去讲道。所以,这些人加入三自会,乃是为了便于传福音。

这样的弟兄姊妹,据我所知道的还不少。当三自会的领导人的作为不合真理时,他们也敢于和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争论。我们应该说,这些可爱的弟兄姊妹们是冒着危险为真道竭力争辩的。不过,我虽然也尊重某些进入三自会的、信仰纯正的弟兄姊妹们,但从三自会成立伊始,神就没有让我参加进去。

还有些原属新神学派的三自会领导人为了笼络信徒,改讲纯正道理。当他们看见只有讲纯正道理时才能被信徒接受,而他们讲社会福音派的道理就不受欢迎,就不得不改讲基要真理。我知道天津有一位三自会的刘牧师,他就是“顺应民情”,改讲纯正真道的。他讲得还挺感动人,甚至于他在台上说:“像我这样的罪人,主为我流血舍命,拯救了我,这就是主的救恩。”所以有人就说:“哎呀,现在人家刘牧师得救了。”可是有些人,觉得未必,他讲是这样讲,你看他将来做是怎么做;可能讲台下所做的,和讲台上所讲的,并不完全一样。感谢主,后来让我弄清楚了这件事情,原来这位刘牧师,虽然一再地讲自己是如何蒙主宝血的拯救,但当三自会分住房的时候,听说他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处,不惜激烈地与人争执,和他台上所讲的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大陆,新神学派几乎一度消失了。据我所知,1995年左右,三自会已不敢再讲新神学派的道理,因为讲完了以后,信徒就会认出他是个假传道,他所讲的不是纯正的道理。丁光训先生曾经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名为《谈谈怎样读圣经》。内容似乎很属灵,信仰似乎很纯正,但是没过多久,丁先生就又改变了方向。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先生提出“要积极引导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时候,丁先生马上就提出来:1)要更新传统神学;2)要淡化世界末日;3)要以“因爱称义”代替“因信称义”。他再也不提《谈谈怎样读圣经》了。

而丁光训先生的追随者立即加以呼应,引申丁先生的新论点说:有些不信神的人,例如像雷锋这样的好人,你怎么能忍心说他不能上天堂呢?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来,丁光训到底是神的仆人,还是一位政治人物。

我个人认为,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愿意他治下的民众、团体、机构顺着领导人走,适应领导人的意愿;但是,如果是神忠心的仆人,就应当按着神的教导讲明神的真理。地上的领导人可以有这样的号召、那样的要求,但是我们应当坚持“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如果国家领导人提出一个要求,传道人就马上跟着应和,那么,如果领导人提倡同性恋,作为传道人难道也就提倡同性恋吗?

三自会的礼拜堂中一度展开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活动。在学习当中,任何不赞同丁光训的人,都会受到各种打击排斥。三自会中许多的真信徒,多人或者被迫、或者自动退去。三自会所领导的金陵神学院有三个研究生被开除了。因为当时丁光训号召在神学院里开会的时候唱政治歌曲、革命歌曲,来表示爱国;但是这三个研究生说,在其他的活动中可以唱爱国歌曲、革命歌曲,但是在与信仰有关的聚会中,不适宜唱这种歌曲。他们因此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他们三位以后,又有另外三个本科生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他们赞同那三个被开除的同学的信仰持守,这三个本科生就自动退学了,后来在家庭教会中服侍。丁光训自己指派的一个接班人季泰,当时负责教务的工作,也是因为金陵神学院这种不符合圣经的做法,而退出了金陵神学院。

这三个本科生当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这样做的。我有幸后来得以直接或间接地和他们

当中的人有些认识。他们现在在家庭教会的服侍很蒙主恩。

先前我们提到过,燕京协和神学院的院长曾一度要求所有神学生参加五教联合的联欢会,引起了燕京协和神学院的三个神学生很多的困惑。这三个学生毕业以后曾经一度到三自会中工作,但是他们后来都先后退出了三自会。

在云南圣经学院,一些老师和同学因为意见不合,使工作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当然这里面有新神学派的干扰。

天津三自会曾经送给佛教会主办的餐馆一个玻璃镜框,作为祝贺开张的礼物。镜框里面写有祝贺佛教餐馆生意兴隆之类的话,落款是“天津市基督教三自会全体会众”。这个镜框被三自会礼拜堂的两个信徒看见了,他们说:我们基督徒怎么能给佛教的餐馆祝贺呢?而且落款写的是全体会众,我们这些会众怎么不知道?他们就去质问当时三自会的每一位领导人,并且要求送匾的那个人停止工作,说这个人讲道,我们不听,这个人带领圣餐,我们不参加。后来,那个力主送牌匾的人只好停止了工作。但是不久宗教事务处介入处理,最后在他们的劝解甚或施加压力之下,那个已经停止了工作的人,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最后竟然被提升为天津市三自会的高级领导人。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三自会的领导人走的是什么路线了。

所以,“三自会”为政治服务的实质,以及其领导的核心基调:宁可听从人也不听从神,从未改变过。讲台上,他们或许会请一些人讲纯正的道理,三自会机构里的中青年人,有些也许是真心传讲纯正的道理;但是三自会的核心领导人物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是宁可听从人也不能听从神,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否则他们很难成为领导。

◆ 三自会的实质

许多海外不同地区的弟兄姊妹到三自礼拜堂参加聚会之后,和我谈过他们的感受,觉得三自礼拜堂看起来很兴旺。关于这一点,我想和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如果信徒可以自由选择在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或是在家庭教会聚会,两者都是合法的,我能很肯定地说,三自会没有现在这么多的人参加。

第二,三自会的礼拜堂聚会人数众多,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因为在有几千万人口的北京,只有十个左右的合法的三自礼拜堂。在两千万人里,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人参加三自礼拜堂的聚会,十个礼拜堂里就会形成拥挤不堪、座无虚席的场面。上海也是同样情形。反观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人口仅四百万,其中只有几十万左右的华人,但是却有六七十个华人礼拜堂。相比之下,当然海外信徒会惊叹三自礼拜堂聚会时热闹的场面,但如果稍微一推算,真相立即大白。大量的家庭教会的弟兄姊妹,海外的人大概很少知道,即使知道,也不很详细。实际上,家庭教会的信徒人数是远远超过了三自礼拜堂的。

※   从三自会的机关报《天风》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天风》过去的一些论调,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出三自会是怎么回事:

(1)他们认为三自革新运动带来了中国教会的复兴。

这真不知道是根据什么而得出的结论。真是很想请问一下三自会的领导人和《天风》报的负责人,既然三自运动给中国教会带来了复兴,请你们公开一下:文化大革命以前,1966年春天,全国还剩下几个能公开聚会的三自礼拜堂?这些礼拜堂里总共还有几个信徒?我绝不是有意难为你们,神知道,此时此刻,我是含着泪写的。其实这一问题老年信徒都能回答,我只是希望,你们会想到你们给中国教会造成的巨大摧残和伤害而为此忧伤痛悔。你们当然都应该知道保罗本来是残害过教会的人,但是后来成了被神重用的人,愿神的大爱也同样临到你们,同得天上的永世大恩!

(2)《天风》报曾经不加批判地转载过一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

如果天风报和三自会并不赞同所转载的文章的论点,他们至少应该加上按语,表明三自会并不赞同该文的论点;但是天风报没有这么做,而是把这篇主张“重新改编圣经”的文章全文照登,没有加以任何的评论。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三自的实质是要将信徒导向何处,他们意欲何为?

但是感谢神,神为二十世纪的中国信徒预备了神忠心的仆人们,例如王明道先生等人。因为他们不顾性命大声疾呼,神就带着他的儿女们走过了这么一段不平常的道路。现在,遍地都是罪恶,遍地都是危险的福音战场,求主在中青年的弟兄姊妹当中兴起今天的王明道来,多为主使用。

※   从三自会的领导人来看三自会的实质

三自会领导人的地位绝对不是依照信徒公认而推选出来的,从来没有这样的程序,所以他们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教会,更不能代表广大的信徒。家庭教会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三自会的人数,可是家庭教会的基督徒,尽管不认同丁光训这些人,但没有说话的余地。如果三自会的领导人没有政治支持的话,很难有这样高的位置、这样高的薪水。如果按照宪法信仰自由、聚会自由、选举自由,我们真不知道现在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还能不能继续下去。

(1)从既往历史来看,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从外部攻击神忠心的仆人,正是在他们的控诉、批判和所谓的“揭发检举”之下,许多神忠心的仆人被逮捕,下到监狱,甚至于在监狱里面死去。另一方面,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也从内部瓦解神的教会,否定主的救恩。否定主的救恩就等于否定信仰的全部,那么信的和不信的就完全一样了。在这一点上信仰纯正的人一定要坚决反对。

(2)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见风使舵、随机应变,没有真理原则。一位原三自会在西南地区姓孙的所谓牧师,他公开说过,他能有各种不同的讲法:对于信仰纯正的人,有一种讲解圣经的方法;如果在青年会、在社会福音派,他可以有另外的讲法。这样一个人,后来竟成为昆明三自会相当重要的负责人。他的一些作为,使得许多主的仆人使女被关押,甚至长期劳动改造,在劳役中殉道。

这位孙先生后来的结局可为警戒。有一天他过生日,很远的亲属都从外地到他的家里去庆贺。那时他家住在昆明一个最大的礼拜堂的二层楼上,当天晚上楼梯突然着火了,结果除了他的一个儿子(被认为是家中唯一与父亲不同的人,那天恰巧因为交通故障没有及时赶来),一家老小都在那场火灾中死去了。而同在那个礼拜堂的二层楼住的另一家人则安全无事。所以有好多人认为,这是神的警戒。

(3)他们趋炎附势,作威作福,绝对没有吃苦的心志。我没有听说过三自会的领导人曾经为主的缘故吃过苦,像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9:23)我们想想,当许多人因为他们的控诉,因为他们所谓的“检举揭发”而被下在监狱里吃苦、劳改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真正的基督徒是心灵相通、痛痒相关、彼此相爱的,而这一些人他们哪有一点点基督徒应有的感情和心态呢?

(4)他们排除异己,唯利是图。他们打压一切防碍他们做官享福的人,甚至于同样都是新神学派、社会福音派的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有利害关系。这样唯利是图的人总是难以完全团结在一起,有共同的领受。当他们学习丁光训文集的时候,陆续地,有一些人就被丁光训辞退了,也有一些人,在研读了丁光训的讲解、说法以后,便自动离开了类似金陵神学院、三自会这样的机构和组织。对于那些和他们看法不同,或被认为挡住了他们晋升的官道、挡住他们的仕途的人,他们都要清除出去。

对于这些三自会的领导人,我们信仰纯正的人,要为他们祷告,甚至要为他们祝福。这是因为圣经里教导我们:对于逼迫你的人要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罗12:14)。所以我们可以指责这些人的罪恶、罪行,但是我们还要为这些人的灵魂祷告,求神怜悯拯救他们。

1988年4月,全球著名的布道家葛培理先生很想调和三自会与家庭教会和平相处,彼此合作,但实际上并没能实现他的期望。1988年十月间,我曾到上海看望王明道先生。我亲耳听到王先生说,葛培理没来中国以前曾经托人带信给王先生,说希望趁着三自会邀请他来中国的时候,去拜访王明道先生。王先生当即向带信人表示:如果葛培理先生想来见他,希望在没见三自会的领导人以前来谈话,谈话以后,葛培理先生随便愿意去看望谁,就去看望谁;但是如果他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不必再来见王先生了。

然而,葛培理还是先去会见了丁光训,并且在北京崇文门三自礼拜堂里讲了道以后,才来到上海去拜访王明道先生。那时王先生夫妇二人都已双目失明了。葛培理先生进门以后,王先生也不好请他出去,只好坐下谈话。但是王先生为人很正直,先是直言点明葛培理先生既然先去看望了三自会的领导人,就没有必要违背王先生的约定再来见他了。接着,他便批评葛培理先生:“您应该知道,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负一轭,真信的和假信的怎么能掺杂在一起呢?”但是在葛培理先生的自传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曾经和王先生谈过话,这些重要的谈话内容,竟只字未提!

自那以后,葛培理先生特意和中国政府说他要看望中国的家庭教会,结果中国政府就指定他去访问北京袁相忱先生那里的家庭聚会。葛培理先生与袁相忱先生见面时,谈自己的信仰、个人的领受还可以,一谈到三自会,袁相忱先生就不愿意多谈。后来葛培理先生的儿子葛福临,也想做这一方面的努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也是毫无果效。

从这些事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家庭教会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为主的缘故持守真理,哪怕是冒着危险也不愿意妥协。家庭教会现在还是独立于三自会之外,而且家庭教会越来越蒙恩,人数越来越多,并且在主的真道上越来越有长进,我们真应当感谢神。

面对新神学派(以及其衍生品“三自会”)的搅扰残害,几代神的忠心仆人们,为了持守真理,曾经作出了美好的见证:

1920年代,神拣选了王明道、宋尚节等人斥罪宣道;

1930年代,神坚立了王明道、栾腓利等人抗罪护道;

1940年代,神托付了赵君影、计志文等人胜罪证道;

1950年代,神重用了俞成华、张谷泉、文沐灵、杜忠三、陈善理等人拒罪殉道;

1960年代,神使用了刘景文、郑惠端、汪纯懿等人拒罪行道;

1970年代,神使用了袁相忱、谢模善、杨心斐等人恕罪卫道;

1980年代,神选召了更多的后来人弃罪传道。

(王明道先生前后坐监二十三年,出狱后继续指责“三自”的搅扰,直到离世。)

◆ 我个人对三自会的看法

下文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很愿意爱主的弟兄姊妹给予指正。

第一,三自会不是教会。三自会刚开始的时候,它的领导人也明确地说三自会只是一个领导革新运动的组织机构,这一个组织机构本身不是教会。直到如今,我也没有听说三自会修正过这个说法。所以,三自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帝爱国”的政治运动组织;它并不是教会,而只是一个“领导”教会的组织机构。有的人参加三自会是表明他们认同三自会的目标和看法,有的人却是万不得已的。后来在三自会以外又成立了一个“基督教协会”,实际上这两个组织机构本身都不是教会。

第二,三自会的创始领导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从三自会创始,其最核心的领导人吴耀宗、丁光训,从他们的书面写作或书面言论上看,就是反圣经的假信徒。后来某些领导人所讲的、所写的还看不出明显曲解圣经的地方,但却也没有听说过哪一位领导人认真严正地批评过吴耀宗、丁光训他们显然违反圣经的论说。

第三,虽然三自礼拜堂里还是有很多爱主的真信徒,但我是绝不会进入到这个信仰混杂的组织里去的。

第四,当习俗、法令不背主道时,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彼前2:13);习俗、法令不合主道时,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徒5:29);信和不信的(当然包括假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参林后6:14)。真正的信徒绝不能和假信徒混在一起。当年为了这个缘故,不少的信徒宁愿受批判、坐监牢、被劳动改造,付上一切的代价,也不愿参加到三自会里面去,有些弟兄姊妹甚至宁愿死在监狱里面,仍然向主忠贞不屈。他们的事迹见证,可歌可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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