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学架构的组成单位–传统

微时代改革宗教会

神学架构的组成单位–传统
一般人讲到「传统」,就会以为是指罗马天主教的「权威说法」,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每一个更正教的宗派也都有其权威式的「传统」,从许多方面而言,这些传统和罗马天主教之教条的约束力不相上下。基本上,「传统」是指一套信念与作法,是某种运动在历史中发展而来,对现今该团体的形式具指导与定型作用。借用一首旧的福音诗歌,歌词稍微变化一下,可以说:「我怎么知道?因为教会这样告诉我。」

我们翻开圣经,会选读配合教会教条的经文,就是教会教我们相信的内容。从某个角度而言,这是必要的,因为这种神学的根底提供了发展系统信仰的架构。问题是,下一条街的教会有另一套教义, 和另一套证明经文,而我们个人常常没有留意,在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我们采取的看法何等不同。

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教义历史,并且采用批判式建设性的方法,来看某个教义形成过程中所受到背后社会与文化母体的影响。神学家首先要将自己的信念放入历史互动的光谱中,并去了解,这些信念的每一方面,与教会教义之发展结构究竟可以怎样相配。当我们发现,自己教会的传统并不能追溯到使徒本身(无论其背后声明的理由是如何动听),乃是来自教会的冲突,并不是纯粹出于神学的推理,实在会让人感到颜面无光。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对所有信条和信仰告白存疑。它们当中大部分至今仍然有效,就像当初设定之时一样。然而,我们不能依据传统来宣告某项信念是可靠的,因为传统只是一个模式,它本身必须澄清,而如果经过研究,发现它有需要变更的地方,就要去改变。

换言之,所有传统都必须服在圣经更高的权威之下。例如,我仍然能够宣读使徒信经,但是要省略其中的一句:「降到阴间」,因为我研究以弗所书四章 8-10节和彼得前书三章18-20节,让我不赞同传统的信念,即:基督在复活之后曾降到阴间(死人的世界)。相反的,我相信,彼得前书的经文是显示,在复活之后,基督曾向邪灵宣告胜利。所以,我必须把那句话从使徒信经中拿掉,不过其余的信条仍然是神学声明的架构。(诚之注1)

要诀是承认教会传统的本质是解释性的。它们本身并不拥有权威,是否有效,端视与圣经真理是否相符。每一则信仰告白都出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惠斯丁说: 「既然信仰告白都宣称,它们是圣经的解释–其本身并未变成永恒的圣经;因此,每一则信条都反映出当时的神学与非神学之思潮,这样一来,它便只是一种神学 模式,无论在那个传统中,它经过历世历代,已占有何等高的权威」。既是模式,它便可以再检视,若有必要,则需修正,或根据更进一步的圣经研究与社会历史的反思,再作重述。每种传统不仅是圣经研究的结果,也是时代的产物。因此,不单应当检视它在圣经方面的可靠性,也要察验其社会历史状况 是否能与今日相配。许多信条,如尼西亚或亚他那修信经,对今日仍然适用,就像当年一样。不过,我们必须常说明其中的用词,并且将它重写,让现代人可以了解。

不过,这并不表示,在神学的陈述上,传统主要是扮演负面的角色。其实真相并非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神学的架构。迦达莫的说明十分正确:

了解不可视为是主观的动作?它只不过是将自己置身于传统的一种过程中,就是将过去与现在不断融合的过程。这是释经理论所必须表达出来的,但过去释经学的主导概念,常只是一个过程、一种方法。

诠释者并不直接(或完全客观地)将圣经的经文应用到当前的问题上。其实,所有神学性的了解总是带历史性,因为圣经的经文是透过传统来吸收的。传统不单提供资料,也塑成我们的先入为主。因此,它在每一次教义的制定上,都扮演积极--甚至决定性--的角色。

教会历史的任务,是解明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这个层次上,许多批判神学家拒绝将圣经与传统分开,因为两者都是发展过程的一部分,而教会便是在这过程中界定自己的。当然,这便意味,在基督教头几个世纪中,正典的形成过程乃是一种错误的努力,因为它将圣经编成法典,高高在上,不容批判去质询。这些学者要使圣经与传统成为不断重新发展之过程的一部分,随着教会因应新的情势,重新肯定自己的身分。然而,我在本书中一直强调,圣经和建立在其上的传统,是截然不同的。神学家不断创造新教义的画面,在教会历史中找不到支援。相反的,它所显明的乃是:基督教领袖应用圣经的真理,来向新的情势发言。这不是创新,而是处境化。即使在罗马天主教中,权威并不是一套凭空而来的新教义,乃是一套对圣经权威的「解释」。

因此,教会历史的任务,是追溯教义的发展。它假定,所有神学体系的基础,不单在圣经上,也是在过去的历史里,因此要设法解明其背后的历史基础。此外, 它也假定,每一个教义的形成,都出自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因此必须经过调整,才能适应现今的情境。在这方面,它具有批判作用,要问:从过去而来的神学模式,是否完全适用于现今的团体,或要问:它是否需要再重新写过,才能向现代人说话。穆乐(Richard Muller)说得好:

每一个系统神学家都必须牢记在心:他的教义一旦印成书,或出版后不久,就不再是基督教思想的「刀口」,最新的教义形式,乃是成为历史家的财产;他们的任务,则是以它为受社会与文化影响的档,反映出不断前进之信仰团体某一特定时刻的状况,而加以检视。

要诀是承认,传统--就像信仰告白,甚至信条--乃是圣经话语处境化的产物(或是如Farley和Hodgson所称,解释的「沉积」)。因此,所有现今的神学声明,不单发源于圣经,也出自历史,可以说是受历史所左右。今天的教会必须从两方面来检视传统与信条:它们是否能充分重述圣经真理,以及它们是否够反映出现今团体的信念。这两方面一定会有张力。穆乐说,若在神学推理上想要保持客观,办法不是对过去采取毫无偏见、毫无兴趣的态度,而是要「对历史材 料以良好的方法进行分析」。我们必须谨记,手中的资料、我们的团体、甚至我们本身,以及一切的了解,都会受到历史和环境的影响。这种认识让我们能将圣经和传统真理重新处境化,来适应我们目前的需要。

所以,圣经提供了内容,而传统将圣经模式重新处境化,发展出新的模式,让当前的信仰团体可以重塑教义,向今天的人清楚的说话,就像当年圣经档和传统信条曾向那时代的人说话一样。此外,思考历史事件,也会看到正面与负面的榜样,使我们对自己的前提更提高警觉,要让圣经来作最后的裁夺。它也帮助我们,将自己教会的传统放在教会历史的光谱中,这样,若我们所属的信仰团体对自己的信念有不当的「无误观」,也可以纠正过来。

我们需要发现自己传统的历史起源(通常主要是政治状况),这样便会对我们的神学对手更能欣赏。例如,我们发现,改革宗的传统根源于奥古斯丁,而更深的根基则在加尔文(诚之注2);亚米念派的根源是亚米念(Arminius)与卫斯理(John Wesley);时代主义的根源是上世纪普利茅斯弟兄会运动(Plymouth Brethren movemet)。这些传统都不能溯源至第一世纪。甚至天主教真正的根源,也是在第二与第三世纪罗马与亚历山大的政治斗争。我同意,这种观察所带来的谦卑,可以防止因次要教义而产生分裂,这样作实在毫无必要。

简言之,传统在神学架构上,有消极和积极两种作用。消极方面,它对我们信念的影响常超过圣经,以致阻碍了真理的发掘。积极方面,它能指引我们,对我们任务的每一步都提供资料,在了解上是不可少的助力。

转载自:

http://tw.myblog.yahoo.com/lk1591q/article?mid=26789(逸园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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